【摘要】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是交叉学科门类中紧密相关的一级学科。二者的关联融通不仅体现于“国家”本体的共同观照，更在领域维度和层次维度上形成深度互嵌的实践性交叉。一是国际关系理论与区域国别知识相互关联，并共同为国家安全学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依据，国家安全则为积累和提炼区域国别知识提供了更高目标。二是“国家”构成了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在研究畛域上的交集，蕴含着时空、领域和层次的共同预设。三是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上具有融通发展的潜力，应从问题导向和人才培养两方面不断回应国家战略，立足实践构建互补共生的自主知识网络。

【关键词】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学科建设

【学人简介】肖晞，吉林大学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院长、公共外交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国家安全、中国外交。

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之间，通过国际关系学和安全研究形成了深刻的学科根基联系。同其他学科相比，国际关系学通过对复杂的国际社会生活进行规律总结、理论升级、问题意识深化、互动关系导向，为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提供了总体性的知识结构。以安全研究为例，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支领域，它的核心问题意识在于探求战争爆发的原因，以及维持和平的条件。在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所描述的“二十年危机”那段动荡岁月里，通过追问如何保证国家生存、捍卫自身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最终战胜强大对手，成为大国共同关注的焦点，催生了“国家安全”的概念。在这个时期，厄尔（Edward Mead Earle）和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等学者也陆续提出了“国家安全”一词。关于国家安全的定义，在国际关系学界并无完全统一的说法。目前较为常用的是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的观点，他认为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模糊的符号”，指在客观上不存在对一国所拥有价值的威胁，在主观上也不存在对这些价值将遭受攻击的恐惧。简言之，就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感到恐惧”。这与中国国家安全法的定义——“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在侧重点上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强调的更多是相对不受威胁、没有危险的状态以及保持这种状态的能力。

从国际关系研究出发，区域国别学与国家安全学不仅在基础性的知识结构上存在交集，在研究对象和分析层面也呈现共同之处。一方面是经验与理论研究层面的共同性。国家安全与区域国别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基于对国家行为的实际观察、分析和总结。国际关系的经验研究通过积累规律性知识，为一般性的理论研究奠定基础，而已有的经典理论则为新学科框架和现实背景下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基本分析思路，帮助国家安全和区域国别研究者在具体案例中提炼知识。另一方面则是国际关系理论与国家知识之间的互动。国际关系理论为从外部世界理解并深入提炼国家知识提供了基本方法和工具；对于具体国家（包括中国）的知识，形成关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关系等因素的深入理解，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具体国家或地区的特征，为后续研究提出假设或进行解释提供依据。

具体来说，首先是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层面的共同性。经验研究主要是指通过田野观察、数据收集和实证分析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的方法。理论研究则是指以既有理论为基础，通过提出假设和推导理论模型对社会现象发生的机制及其影响进行解释的方法。经验研究强调发现和验证规律，而理论研究则重在解释规律。就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而言，应当同时关注经验分析及其相应的理论观照或历史逻辑。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经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国际政治实证数据和基本的事实依据，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则要肩负起为特定国家和地区进行的经验研究提供基本框架和方法论支持的任务。

从安全研究来看，国际政治中的现代安全问题意识形成于西方对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与主权国家体系演进的反思，其方法论的现代“科学化”根源可追溯至欧洲早期均势实践，并在冷战时期因核威慑需求而加速。冷战阶段的研究聚焦军事变量，并在冷战后拓展至经济、环境等非传统领域。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对安全问题的理论化，本质上是通过科学化的经验研究方法对其历史实践的抽象与验证。这一方法论核心是将安全现象转化为可观察、可测量的变量体系，通过假设检验和模型构建形成理论框架。譬如，出于冷战期间核威慑的战略需求，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的智库系统通过收集军事部署、危机决策等历史数据，以博弈论模型模拟美苏互动逻辑。这一路径同时也将欧洲三十年战争以来的均势实践和殖民扩张中的安全互动，抽象为理性行为体的战略评估与选择问题。在此种趋势下逐渐发展的历史案例分析中的危机事件变量差异比较、构建支付矩阵与均衡分析、冲突数据库回归分析、危机决策模拟等方法论框架，也使西方得以将其主权国家体系的形成、殖民扩张中的安全竞争、冷战对峙的危机管理等历史经验作为基础，构建起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安全理论矩阵。这样将安全理论从形而上的思辨中解放，提供了大量的理论框架、模型及指标体系，形成了可检验的分析工具，但也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样本偏差、文化剥离、政治遮蔽等陷阱。就此而言，新时代 背景下的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的共同建构目标更在于纳入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反帝反殖民侵略、参与和领导南南合作的实践。在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非西方国家主体性的实践案例构建本土安全指标体系，另一方面将非西方安全概念和知识操作化为可检验的变量，将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解放”出来服务于中国的新兴交叉学科建设。

其次是关于国际关系理论与国家知识之间的互动。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源于对特定国家地区历史或现实的分析总结，其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回应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现实问题。因此，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在开展国家安全与区域国别理论研究时，研究者需要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维度筛选出若干关键维度和隐含条件，以构建因果逻辑链条。因果逻辑的构建不仅依赖于对国际政治现象的理解，还依赖于具体的国家知识。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都关注具体国家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关系等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旨在生产具有在地性和主体性的知识。而国际关系理论致力于通过构建多样化的理论框架，解释和预测国际体系中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国家）的行为、互动及其结果，探索塑造这些行为和体系运行的关键动力、结构、逻辑和模式，以期深化对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复杂运行方式的理解。

国际关系理论通常基于一定的假设条件，通过变量或分析维度的取舍将现实问题抽象为理论模型。而由于现实社会难以严格满足经验模型的基本假设，国际关系理论的应用实际上面临不同政治、经济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因而，以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开展区域国别研究需要依靠获取具体的国家知识，进而才能选择合适的和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开展分析。针对具体的国家知识，国家安全与区域国别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坚持从唯物辩证法出发，既不能以宽泛和理想化的历史描述和归纳将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因素大而化之，亦不能将单一的历史时段乃至于某一历史事件分离并还原为具有当代“普适”价值的本质化要素，而应在注重多样性和联系性的基础上关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实践经验，从中提取和阐释与具体社会经济条件相合的因素，进而考察和对比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案例，在对不同时空条件的考察和修正中尝试构建具有延续性的框架。

综上所述，从学科基础来讲，不仅是国家安全学，包括国际关系学、区域国别学的根基都是融通的。国际关系的经验与理论基础有助于提升国家安全与区域国别视角下国内和国际政治现象的研究水平。国际关系理论与国家知识的有机结合，揭示了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内在的关联性和共同的学科构建基础。

本质上，国家安全学是一门基于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高度综合性的应用性学科。与区域国别学一样，国家安全学首先需要探讨其本体论，厘清它的一些关键逻辑问题。比如：国家安全的主体是谁？它的基础在哪里？根本在哪里？最大的风险是什么？答案都指向国家、指向政权。这些内在逻辑，与政治学的核心关切是相辅相成的。从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流派来看，无论是聚焦权力、制度还是观念，最终都绕不开对安全这一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探讨。从方法论上看，既要以具体的国家或区域为关注对象，也要以特定问题领域为主攻方向，还要以其他学科分支的“再 +1”为智识基础。更具体地，应选取某个国家或地区关键性的因素或维度，参考某种政治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同时运用不同学科已有的概念体系、逻辑结构和研究成果，对所选择的问题进行专业化处理，从而保证国家知识的逻辑性、系统性、通用性和可积累性。在不断深化对具体国家知识的理解的同时，整合其他专业研究的成果，或者将其作为国家安全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参照，并在结果中进行综合。

然而，在推进国家安全学建设的现实过程中，也出现了边界过大、过于模糊的问题。国家安全学应当是收敛的，而非发散的。它交叉的指向、基础、价值赋能、使命赋能的源头，应当牢牢扎根于政治学。因为国家安全研究的根本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国家的政治安全问题。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而言，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是总体的、系统的、相对的大安全，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国家利益为准则的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从而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就此而言，国家安全学打破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孤岛。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总体性、系统性、相对性的国家安全知识特征概括使政治学和国际问题研究成为硬币的两面。

从政治学角度而言，政治安全研究强调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等基础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也框定了研究的主要对象。从国际问题而言，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并且很大程度上垄断了暴力，因此，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是国际政治理论，即分析各国之间的政治博弈和政治合作，并由此出发理解各种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

从现实来看，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设立和发展都是为了呼应国家的战略需求。国家安全学的正式设立始于 2018 年的《教育部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教思政〔2018〕1 号）文件，随后在 2021 年启动了首批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增补工作，第一批有 11 家博士点单位和 4 家硕士点单位，第二批在 2024 年 7 月 31  日进行了公示。截至 2025 年，全国共有 21 个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和 14 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实际上，无论是公共管理、行政管理、马克思主义学科，还是现在的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学科，它们的诞生都具有一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自上而下推动建立的学科。正是国家工作的迫切需要，才催生了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换句话说，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一样具有战略性。国家安全学自身强烈的战略属性、政治属性和交叉属性，正是因应当前复杂的国际格局、国际体系、深刻的中美战略博弈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而生的。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这样的交叉学科与国家战略的关联相生植根于“两个结合”的实践过程中。反过来也可以说，发展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是国家的重大战略。

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都聚焦具体国家或地区的知识生产，强调以“国家”为核心划定研究边界和拓展研究领域。区域国别研究是国家实力发展至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反映“大国之学”的知识生产能力和对外联系的战略需求。国家安全学则是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需要。二者同时涵盖国家战略下的不同领域，以及时空条件下的不同层次。就此而言，“国家”构成了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在研究领域上的交集，蕴含着时空、领域和层次的共同预设。

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在研究领域上的现实交集，集中体现为对“国家”的共同关注，但各自视角呈现显著差异。区域国别学以地域为经，以文明为纬，聚焦特定区域和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特质及社会结构，为理解域外安全环境提供知识基础；而国家安全学则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关注国家生存与发展核心利益的维护机制。二者虽然在方法论上各有侧重，却共享对国家的时空存在预设——在时间维度上追溯国家的历史连续性，在空间维度上定位国家的全球关联性。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学突破了西方传统安全研究将“国家”视为静态单元的局限，将国家安全视为历史演进的过程。在思想上，传统中国国家安全观念为安定国家、消除内外祸乱发挥了积极作用，形成了一套独具东方智慧的安全哲学，为国家安全提供了宝贵的战略思想。在实践上，近代以来中国的革命抗争作为世界反殖民帝国主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部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积极参与南南合作，并通过改革开放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并逐渐参与和引领了新的全球合作。这也意味着，它超越了以领土边界为藩篱的封闭安全观，将国家置于全球互联的场域中进行审视。在全球化纵深发展的今天，中国的国家利益遍布全球，涉外安全以及内外安全联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这种内外安全的辩证统一，要求国家安全学必须与区域国别学深度互动，从区域国别知识中汲取养分。

进而言之，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其关联性不仅体现于“国家”本体的共同观照，更在领域维度和层次维度形成深度互嵌的实践性交叉。这种交叉本质上是学科知识生产的内在要求：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国家安全学的研究视域天然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多领域安全议题；而区域国别学通过对特定地域政治生态、经济结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的系统研究，为理解域外安全环境提供认知基础。二者在领域覆盖的广度与层次分析的深度上具有形成互补共生的知识网络的基础。

在领域上，二者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核心领域的系统性关联形成知识共生。其一，政治安全研究依托区域国别学对地缘战略格局的解码从而实现对国际政治生态的精准把握。其二，经济安全实践需要区域产业链深度研判从而深度掌握区域产业链变迁动态。其三，文化安全保障则依赖对宗教文化、价值观念、历史记忆的跨文明对话研究，为发掘自身文化主体性和化解文化冲突提供密钥。这种领域交叉需要借助区域国别学的“全息镜鉴”功能，将对象国的政治生态、经济结构、社会文化转化为国家安全学的风险预警因素和维度，实现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的有机提升。在层次上，国家安全学关于国家—公共—社会—涉外安全的立体化安全架构与区域国别学的多尺度研究方法形成方法论的有机关联。在宏观层面，以具体的区域格局研究服务国家战略安全决策。在中观层面，以比较治理经验赋能公共安全体系现代化。在微观层面，地方性知识生产模式为社会安全风险防控提供“毛细血管级”的借鉴。在涉外安全层面，境外安全风险预警体系建构与涉外法律环境扫描、民情舆情监测等区域国别工具相融合，构建跨境安全防护网。这种层次互构推动形成问题导向的知识循环——国家安全战略与实践需求（如共建“一带一路”安保问题）激发区域深度研究，区域研究发现的新安全议题反哺理论创新。

对于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这样的新型交叉学科，我们面对的往往是极其复杂的问题。换言之，复杂性问题需要打破学科壁垒，进行多学科的联合攻关。这种新型交叉学科和过去那种简单的、物理组合式的学科交叉完全不一样。在构建学科以尝试回应这些复杂性问题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带来研究范式的转变。而这种新范式的产生，也恰恰是形成知识体系自主性的关键。从国家安全学来说，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突破西方安全研究的领域割裂桎梏，打通宏观战略与微观实践的逻辑断点，在“全球南方”和更加广泛的全球安全治理合作中建构中国自主话语体系。因此，无论是国家安全学还是区域国别学，在解决复杂性问题时，其核心使命都是要更好地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二者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相似的。

基于前述分析不难发现，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共同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部分。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研究都关涉国际与国内多个领域和层次，需要借助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逻辑。同时，没有前期的区域国别研究和扎实的国际关系理论支撑，国家安全研究就容易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着支撑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研究并使二者相互促进的可能。但也要注意到的是，区域国别研究追求基于基本理论观照下的在地性、精细化的具体知识，从而对自身的国家战略和行为提供经世致用的现实指导。西方国家漫长的区域研究传统（如东方学和非洲学等区域文化研究），其实是西方以自身的知识和价值体系来认识和把握非西方世界的传统。一方面，它的确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知识；另一方面，其中的错误和偏见也在所难免。面对世界的复杂性，人类社会知识的多样性是一种我们必须予以承认的事实，而不是必须跨越的障碍。价值问题也类似，必须承认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价值体系差异性共存而非对立性冲突。因而，必须重视本土知识和通用性的知识，以及本土价值和共同价值的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要将国家知识、地区知识、全球知识统合起来，而国家安全学则与其中的不同层次、领域发生关联与融通。

这实际上也反映出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建设面临的另一个共同问题。有研究者指出，区域国别学作为紧密依靠差异化知识和个案研究的新兴交叉学科，过早的理论一般化和方法普遍化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影响学科长远健康发展的问题。就国家安全学而言，国家安全学既要求从以政治学为核心的多元学科之中汲取理论养分，更要求超越西方国际政治传统当中抽象性、超验的和本质主义的个体理性思维方式。作为交叉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发展模式，绝不能是虚无的孤立概念，也不能是理性化约基础上的拼凑和堆叠，而是要在揭示现实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同时，以真正的交叉和综合实践形成知识体系的主体性。

进而言之，国家安全学绝非局限于当代安全实践目标的应急拼凑之学，而是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延伸至全球互动场域的现代自主知识体系。区域国别学致力于对特定对象国或区域进行系统性的认知，是一种在具体国家知识的积累基础上对研究对象多维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的、多学科综合性的把握。正是这种复杂性凸显了区域国别学的战略意义。就此而言，区域国别学不仅是学科之间的交叉，更重要的是融合，强调将对象国及地区当前的政治基础和政治发展为重心，同时对政治关系背后的复杂社会经济关系等进行研究。而国际关系研究又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国际行为互动规律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体系。更进一步，国家安全学则可以被视为一个更高层面的终极目标。我们在积累区域国别学和国际关系学知识的基础上，最终是为了形成一门关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规律的科学，即国家安全学。

具体而言，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基础，而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与理论则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战略导向。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能够为区域国别和国家安全研究提供更广阔的学理基础，帮助理解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域性特征；而区域国别研究进一步为国家安全学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和实证数据，帮助国家安全学研究深化对外部世界差异性和复杂性的认知。区域国别学与国家安全学在学科建设上协同发展，有助于在共同的根基之上融通学科边界，推动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更好地满足国家战略需求。而国际关系理论与区域国别知识的有机结合也将为分析和理解世界安全趋势提供更为科学的理论依据。

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复杂变化推动了区域国别学与国家安全学的融通建设。其一是随着“全球南方”整体性的崛起，全球多极化趋势不仅为区域国别知识提供了更多的挖掘点，也要求国家安全学面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不断发展新的理论。其二是在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地方化的矛盾运动中，大国之间的博弈将会带来更加频繁的非周期性经济波动和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不确定性因素，这要求区域国别学与国家安全学协同发展，共同为国家战略谋划和政策制定提供知识支撑。其三是在新一轮产业和科技变革的大趋势下，要求将聚焦特定国家和地区变化的区域国别知识同全球视野下的战略研究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融通就在于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将“全球南方”以及全世界视作一个广泛联系的整体，不断推动命运共同体秩序观下的知识生产。

在国家的战略导向下，吸收了区域国别知识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安全研究范式也会不断汇聚和发展，从而成为国家安全学的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它们在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下进一步明确方向并逐渐靠拢，最终形成统一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当区域国别学与国家安全学及其他学科对话或者经历适应现实形势的多重实践检验之后，国家的战略导向也会进一步融入核心理论构建过程中，并通过学科平台、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实践进一步贯彻。其一，建立跨学科合作平台，促进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作为交叉学科，国家安全需要通过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来弥补个体跨学科知识积累的不足，包括构建“评议组 + 院校”的学科建设引领机制，以学术共同体思维发挥比较优势，并对专业教材编写、教育模式设计、专门师资培训等学科建设重难点问题定调掌舵。其二，推动政策实践与学术科研相结合。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都是实践导向的“群落型交叉学科”，强调建立服务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的问题导向，同时加强与政府机关单位、企业组织、社区的合作，将理论和经验研究转化为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政策建议。其三，建立交叉联动的学科架构，培养高水平复合型学科人才。科研机构应当根据新兴交叉学科建设基本要求和院校特色设置基本建设方案，注重专业师资力量培育并创新绩效考核方式，使新兴交叉学科在招生培养、项目参与、人才输送等环节形成从知识积累到实践推进的链条。

以吉林大学国家安全学交叉学科建设的实践为例，吉林大学国家安全学团队从 2019 年组建，到 2025 年已经形成了由 70 多位科研人员组成的团队，相互之间形成了很好的互补。韩启德院士认为，一个交叉学科要想做成功，需要良好的政策导向、组织管理、文化土壤、科研志向、知识结构。以高校为核心的跨领域和多层次的交叉学科平台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学术特区”，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探索一种能够长久合作、持续做强的文化、机制和制度保障，凝聚起一批有共同志向的优秀骨干从事交叉研究。为此，“问题驱动”（共同的研究旨趣）、“情怀驱动”（深厚的家国情怀）、“制度驱动”（有效的机制保障）三者缺一不可。具体来说，一是要打破院系壁垒，在人事制度上有所创新；二是要建立适合交叉学科的成果评价认定机制；三是构建贯通学科边界的人才培养体系（如双学位、跨学科课程、双导师制）；四是要有专门的资金保障和基于交叉贡献的绩效考核；五是滋养一种鼓励跨界融合、开放包容的学术土壤。

要让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这些新兴交叉学科真正强大起来，关键在于把握好四点：以问题为导向、以合作为基础、以人才为根本、以范式为核心。一方面，以问题的跨学科属性和问题的在地性为着力点，这要求不以西方国际关系学科框架或研究纲领为原点，而是通过对现实问题和需求的深入考察和回应来激发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性。新型交叉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的建构是国家追求自主性的目标和结果，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并不追求垄断对世界或区域秩序的解释权，而是希望以中国维护自身安全和推动发展的经验，以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打破不平等的全球知识体系结构。

中国自身的自主知识体系强调实践基础上的批判性建构，从而为提供多样性均衡的方案提供新的可能。“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尽管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提供了广大而精深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但近代以来与西方世界的遭遇是在不属于自己创造的场域结构中发生的复杂互动。这要求国家安全学既关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知识形态转化问题，也要将自身置于世界反殖民帝国主义和反法西斯的现实背景，以及“全球南方”合作塑造世界新的多元平衡的共同目标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即积极支持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团结合作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基于“平等互利、注重实效、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南南合作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余年来，通过推动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大幅降低了贸易成本与时间成本，为提高国际公共产品作出了实打实的贡献。这不仅体现了传统“丝路精神”的当代传承，更通过实践验证了以发展促安全的新路径。面对现实的世界安全问题，中国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反恐合作等区域安全机制、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等南南安全合作机制、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全球治理制度、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等公共产品供给实践，在推动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架构中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为此，更要借助区域国别学为国家安全学提供“他者视角”，通过对不同文明安全文化的深入研究，帮助理解各国安全政策的深层逻辑，为深化以发展促安全的路径提供理论武器。唯有如此，才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创造历史、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从求生存、促发展到谋复兴的进程，才能与“命运共同体”逻辑对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价值重构和文明贡献联系在一起，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区域国别知识”与“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安全问题”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构建起中国自主的交叉学科体系。

另一方面，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无论是区域国别学还是国家安全学，加强培养学科交叉背景下的复合型人才，既是紧迫性要求，也是根本性要求。为什么需要这个学科？因为只有建立了学科体系，才能系统化地培养人才。也正是因为当前我们在国家安全领域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存在不足，才更需要发展这个学科。我们对国家安全学的定义是：它是一门运用多学科理论、知识与方法，研究如何促进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科学。这样一门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学科，由于它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尚在构建和完善之中，其学科内涵还需要我们持续地强化和深化。在学科的“再学科化”过程中，我们仍需深入挖掘其理论内核。这种“再学科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将国家安全学看作一个更为广大和具有历史延续性的知识体系，从而将长时段内物质文明变迁对安全观念与政治的现实影响，与强调分析长时段和具体经济社会条件的唯物辩证法结合起来，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当中不断深化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其二是按照关键的现实问题形成具体的学科建设框架、平台、组织、制度，并通过学科之间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联系和融通来完成具体任务，从而建立起从学科建设到科研协同再到人才培养的核心链条。

更具体地，这种新兴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需要立足时空互构性，构建历史纵深与全球视野双向融通的知识框架。在时间维度上，可探索“中华传统安全思想的现代转化”“全球安全治理史”等课程，强化文明赓续意识；在空间维度上，通过区域国别专题（如“东北亚安全格局”“中东地缘政治”）深化全球场域认知，培养学生从安全合作案例中提炼“中国方案”的能力。针对领域交叉，设计“政治经济文化安全”融合课程模块，囊括“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跨境产业链风险评估”“跨文明安全对话”等共同主题。围绕宏观、中观、微观层次进行整合，建立“战略—治理—实践”的框架，将“大国战略与区域秩序”研讨、灾害应急与城市社会治理等比较案例、边疆民族社群调研与海外民情观察等专题形式整合起来，形成多层次问题的联系和挖掘能力。

与此同时，交叉学科也要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同质化趋势，努力形成自己的特色。以吉林大学比较关注的粮食安全为例，如果把粮食安全问题分解开来看，它包含了许多重大的战略子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学科联合攻关，并且围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目标，构建“学术—政策—田野”的循环体系。一方面，联合高校学者与粮食安全相关部门实务专家，指导学生参与黑土地保护风险评估等政策模拟项目；另一方面，深化田野赋能机制，与省、市、高校农业产业实验基地开展长期合作，要求学生通过沉浸式调研完成粮食安全风险辨识、东北“五大安全”风险关联性分析以及相应的安全风险图谱绘制。为此，我们组建了相应的研究团队，力求精准定位，实现科学的错位发展。在国家安全建设成效上，吉林大学获批了全国首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同时也拥有了全国首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交叉学科建设强调谋定而后动，根据清晰的学科思维、范式和使命，先构建知识体系，再发展课程教材体系，进而完善教学体系，最终构建起有效的人才培养体系。从交叉学科中培养的人才，应当具备扎实的跨学科知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系统科学及理工方法等）、突出的能力（理论创新、分析、实践创新能力）和高尚的品位（政治素质、家国情怀、责任担当、国际视野），目标是培养出研究型、复合型、交叉型、战略型的人才，实现不同学科之间人员、理论、基础的交流、互补和融通，真正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