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7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经过几个阶段性的发展变化，正在迎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之际，回顾和展望7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历程，具有非同一般的现实意义。由于冷战的终结和中国等一批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世界经济与政治力量的对比，对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种种假设和前提提出了挑战，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起始
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十分重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建国之前，毛泽东同志就撰写过一系列有关国际形势的文章和著作，并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和策略进行过深刻的阐释。建国之后，以1979年为标志，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可以分成两个时期。1979年之前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起始阶段，1979年之后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迅速发展和制度化建设时期。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最早建立了国际关系科（外交系）；1955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指示，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为基础，成立了直属于外交部的外交学院。1964年，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中发【63】866号）的文件精神，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系改为国际政治系，复旦大学设立了国际政治系。梁守德先生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开始。“老三家”在学术研究上各有侧重：北大国际政治系侧重亚非研究，人大国际政治系侧重苏联、东欧研究，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侧重欧美研究。从这种“分工”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和力量分布。与此同时，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也陆续在中国高校和党政机关建立起来。文革期间，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也遭遇严重损失，几乎陷入停滞状态。但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关系的变化依然保持着高度关注。毛泽东同志在1974年提出了“ 三个世界”的理论，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大影响。另外，从建国开始，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中国在反对美苏争霸和支援亚非拉人民的斗争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翻译出版了大量有关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和历史著作，但对美国重量级战略思想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关注。乔治·凯南、迪安·艾奇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亨利· 基辛格、赫尔曼·康恩和小阿瑟·施莱辛格等人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还有“内部发行”的，如亨利·基辛格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和《选择的必要》等。这些都为改革开放之后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迅速发展与制度化建设
1978年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迅速改变了中国的精神面貌，国际关系学科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和制度化建设时期。1979年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国际关系的学科建设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迅速发展起来。
首先，国际关系学科的“制度化”建设不断取得进展，使中国发展为当今世界国际关系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重镇。国际关系学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一般都把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阿伯里斯特威斯分校国际关系教席的设立，作为这门学科诞生的标志，也是“制度化”建设的开始。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除了“老三家”的国际政治系相继“升格”为国际关系学院之外，多数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和部分省属大学都开设了国际政治专业，并相继建立了国际关系学院，一大批综合性、区域性和专业性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学术杂志和学术组织也已经创办起来。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会议更是“琳琅满目，目不暇接”，全国性、区域性、专业性、专题性、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几乎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领军人物频繁造访中国，与中国的学者和学生对话。中国学界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引起西方学界的重视，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已经不容忽视了。
第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直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为主线，解读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提供智力支持。从建国初期对苏东国家和亚非拉的关注、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可能性的探讨，到对“三个世界”理论的阐释、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批判；从对“后冷战”时代世界大势的跟踪和推测、对苏东巨变历史和现实根源的挖掘，到对国家利益定义的争论、对中国和平发展“机遇期”的研判；从对中国“和平崛起”可能性和战略选择的争论，到对中国的国际定位与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之间关系的争论，及至最近对中美关系“质变”和“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等等。对于当今世界面对的许多问题，中国学界的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同步，甚至发挥着引领作用。如有关“历史的终结”和“文明冲突”的讨论，有关“新安全观”的讨论，有关环境、资源和“人口爆炸”与人口老龄化的讨论，有关“全球化”“逆全球化”和“新全球化”的讨论，有关智能信息技术对国际关系的“颠覆性”影响的讨论，等等。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著作和论文，不仅对中国政府内外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相关的背景知识和政策建议，而且也对塑造中国社会的开放心态和世界眼光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三，在学习和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坚持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努力已经取得初步成果。陈乐民、陈汉文、倪世雄和金应忠等老一代学者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拓展了中国学界的视野。王逸舟等中生代学者的著作为厘清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学派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学习、批判和借鉴的过程中，中国学界也直接参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新思潮的讨论，如对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温特建构主义和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的讨论和争论。21世纪初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进入了研究方法自觉和体系性理论创新阶段，产生了以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赵汀阳“新天下主义”、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阎学通并不赞同“中国学派”的提法，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和上海学派的“共生理论”为标志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最新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在中国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它们解读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方法和逻辑不尽一致，但都是在汲取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整体来看，在学习、批判和借鉴的过程中，主要以中生代学者为领军人物的国际关系理论各个分支也都发展起来，其中包括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女性主义、国际政治心理学、国际关系的定量分析和智能信息技术与国际关系等。现在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可以说是“五世同堂”：一批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国际关系学者依然笔耕不辍，活跃在各种学术会议上；而一批80年代出生的学者也已经成长起来，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有生力量。许多到访中国的西方学者都对中国有如此多的学生和学者痴迷于国际关系学感到震惊。这或许是迅速崛起的中国独有的现象。2003年约翰·米尔斯海默第一次到访中国的时候说，只有真正的世界大国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过去是英国和美国，现在轮到中国了！
三、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趋势
21世纪初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解体，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而中国的崛起被视为这个变局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如何解读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世界，既是国际关系学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学科理论创新难得的历史机遇！
首先，如何解读当今世界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起点。近年来，国际形势变化频仍，“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不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一方面，大国竞争加剧，地区冲突频仍，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的“极化”推高了民粹主义浪潮，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加剧了世界的分裂，国际关系似乎正在重回一个大国对抗和地缘政治冲突的时代；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已经使世界各国、各地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世界在经济、安全和环境等方面实际上已经“一体化”了。世界各国之间，特别是主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害关系。可以说，这个世界既不是1919年的世界，也不是1949和1989年的世界，而是一个已经被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深入所重新塑造过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中心”与“外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非西方大国进入到了“中心”。新的力量对比正在塑造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格局，美国和西方的世界主导地位已经丧失，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还难以认同新现实，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分”与“合”的十字路口：“分”的必然结果是世界重新陷入大国纷争，群雄并起，地区冲突不断，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陷入更加无能为力的状态；“合”的必然结果是世界各大力量中心重新定位彼此的关系，在改善全球治理体系方面形成更多的共识，共同推进一种开放、包容和多元的世界秩序。习近平主席早就指出世界发展正处于十字路口，并为破解当今世界治理的难题提出了几个“中国方案”，其中包括亚投行的建立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施行，核心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之间实现共赢共享。习近平主席的观点和主张已经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201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就是“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但“分”的冲动与“合”的趋势还要磨合很长时间。面对这样一种国际关系的“新常态”，国际关系学原有的概念、观点和理论有的可能已经“过时”了，有的需要被赋予新的涵义。如何定义这样一个世界，如何解读这样一个世界，如何为这一世界问题的解决寻找答案，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国际关系学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其次，如何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应该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或“中国学派”题中应有之意。国际关系学诞生于一战之后，一般都把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国际关系教席的设立，视为国际关系学诞生的标志。但正如有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初产生的国际关系学是欧洲历史经验的产物，体现的是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的意志，带有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二战之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镇从英国转到美国，逐步形成“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流派，并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主流”地位。人们所说的“国际关系理论”几乎就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但冷战在1991年以苏联的解体的方式终结，远远超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期，让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们陷入尴尬境地。冷战后“建构主义”的兴起，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有关“建构主义”辩论的“高潮”过后，“范式之争”就归于沉寂，以至于有人发出了“国际关系理论终结了吗？”的质疑。世纪之交“英国学派”的复兴，把历史的和社会的因素重新注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弥补了美国学派的一些不足。但新一代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巴里·布赞依然反复强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缺憾，即“现代主义、非历史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偏好和国家中心主义”，并呼吁把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纳入到国际关系理论重构的尝试中来。他和阿米塔夫·阿查亚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努力，可以被看成超越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之举。
实际上，无论是西方学者“创新”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还是非西方学术界正在构建“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现在都面临一个“继往开来”的重要时刻。在这之中，既有对以往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和批判，也有面向现实和未来的超越和创新。有几个问题有可能成为创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突破口。
1.澄清“民族国家”的误区，构建新的国家理论。一战结束之后，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延续，大部分非西方地区都按照“民族国家”的形式组织起来。西方学界发明的“民族国家”概念，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民族国家”被视为“类似的单位”，并被认为无论它们有何不同，都会在国家建设的进程中被“同质化”。但在当今世界，真正按照西方标准组建起来的“民族国家”并不多，多数国家都是多族群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在“转变”为“民族国家”之后，有的发展迅速，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角色；更多的则挫折不断，在国家建设的路上踯躅前行多年，甚至反复陷入到族群战争和国家解体的危机中去。总之，国家之间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禀赋，族群构成，宗教信仰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特别是在“前民族国家时代”历史经历方面的巨大差异，国家之间千差万别，并没有引起人文社科学科学者的足够重视。国家类型的区分乃至国家理论的重构势在必行，并将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出发点。
2.总结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加入到国际关系理论的阐释中来。19世纪以来欧洲国际体系的全球扩张，推动了以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社会”的形成。国际关系理论，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共识”的基础之上的。但欧洲国际体系与其他地区“前现代”国际体系的嫁接并不顺畅，也不均衡，有些地区的“前现代”国际行为体顽强地遗存下来，并在“民族国家”构建和区域秩序的发展变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非洲和中东地区的部落、宗教或教派组织。而随着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区域共同体的构建又在成为超越国家纷争，塑造区域共同利益和优势的必然选择。这样，“前现代”区域秩序历史经验“去伪存真”和理论构建，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增长点”，如近年来学术界对东亚国际社会历史经验的探讨，等等。
3.解读智能信息技术发展与国际关系新形态的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族群和各文化背景的人民，不仅在经济上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具备了越来越多种多样、迅捷便利的沟通手段和表达渠道，越来越多的出境旅行、留学、工作和移民的机会选择，和越来越不一样的观察自身、他国和世界的视野。国际关系已经不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与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地融合在一起，智能信息技术在塑造这种新的国际关系形态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世界，所谓的“社交媒体”在塑造舆论，构建共识，引发纷争，左右国家之间和国际多数人意见取向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成为国家之间竞争与合作的最有力的工具。这种国际关系的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课题。
4.以“共同体”视角解读国际关系理论。“共同体”（Community）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西方学者编撰的《共同体百科全书》涵盖了从村庄到网上虚拟世界的各种“共同体”。就“国际关系”的演进而言，人类经历了从采猎群到部落，从部落到城邦国家，从城邦国家到帝国，从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演进过程。人类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共同体”演化的历史。“民族国家”是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共同体的主导方式，但每一个国家又都是大大小小不同共同体的复合体。历史地看，共同体之间存在着多种“我者”与“他者”之间的转化方式。历史学家许倬云就以《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为题，解读了中国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不断地把“他者”转化为“我者”的过程。如果我们转换一种视角，把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放在人类共同体演进的序列中去考察，就会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弹性”发展，开辟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5.重新认识和定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出发点。近年来，学界不断有人追问“中国是什么”？并且试图以中国为主体，构建新的世界历史叙事。确实，中国难以简单地用“民族国家”来定义，中国也不是“伪装成民族国家”的“帝国”。中国的历史告诉世人，中国其实就是一个能够兼收并蓄，不断地把“他者”转化成“我者”的复合经济、政治和文化共同体。在“分”与“和”的关键时刻，中国的历史经验可能正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习近平主席明确宣布，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这是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相一致的，也是与中国与世界关系历史经验的总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目标，也应该是一种新的学说，一种在世界处于“分”与“合”的关键时刻，能够赢得世人理解和信任的合作共赢的学说；一种能够让世人相信国家之间可以消除“零和”游戏，通过“我者”与“他者”之间不断的相互转换，不断地构建更大的超越国家界限的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乃至文化共同体，及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奠定基础。或许有人说，这已经超越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界限”，但它并没有违背“国际关系学科”的初衷，这就是消除战争，实现世界和平。当然，这是一种“颠覆性”的创新，需要多个学科的合作。未来的国际关系学，将会是一个学科群！
